湖州的爱国故事

答案1

清代湖州小说的成就：清初长篇有湖州南污爱国诗人陈忱的《水符后传》，短篇有寓居南污的爱国诗人黄周星的《补张灵崔莹合传》；清中叶有戴潞的笔记小说《藤阴杂记》；晚清有德清俞抛的笔记小说《春在堂随笔》、《右台仙馆笔记》、《耳邮》及改撰的《七侠五义》。“召溪八咏楼主”撰的《芙蓉外史》（40回本）是否晚清作品不详。此外在一些通俗短篇小说集中，也有反映湖州社会生活的，其作者不详。如《三刻拍案惊奇》（原名《幻影》）、《贪欢报》（又名《欢喜冤家＊、《娱目醒心烤。现分别简述如下。

陈忱（1631一1670？），字遇心，号雁宕山樵，又号雁宕。“其先自长兴迁得，数传至忱”（道光《南污镇志》），看来他先辈旱就定居湖州南污。关于他的生平、思想及诗歌在《清代初期的湖州诗歌》（《湖州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一文中已作了论述。这里只介绍他的小说《水济后传入从序诗“千秋万世恨元极，白发孤灯续旧篇”句看，小说是他晚年之作。它是《水讲传》的续书，八卷，共40回，全书是写李俊、阮小七等32位梁山英雄在宋江死后再度起义，并在海外创业的故事。

故事情节从阮小七凭吊梁山手刃张干办和李俊太湖打渔反抗巴山蛇两件事开始，散处各地的梁山好汉又逐渐聚集，重举义旗，建立了登云山、饮马川据点。如铁叫子乐和设妙计救出花逢春母子姑侄和李俊等人，阮小七在牛都监押解黄信路经登云山时救出黄信。蔡京父子、高你、童贯等奸贼也终于被梁山英雄—一处死。作者根据《水讲传》第119回李俊将家私打船只从太仓港出海后为逻罗国王的情节，加以发展敷演，故事就以海外立国，李俊君臣赋诗“世享荣华”作结束。

全书在思想上继承了《水待传》官逼民反的观点，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及残酷压迫人民的罪恶，歌颂了人民的反抗斗争。而且由于作者生活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又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因而作品更突出民族矛盾，显示出强烈的时代特点。作品描写了金兵南下后人民所受的苦难，谴责了南宋统治集团祸国殃民罪行，歌颂了李纲等人的爱国精神。参照作者描写南明小朝廷在浙江的抛戈弃甲及清兵屠杀人民罪恶的诗篇《九歌》：“江南半壁已崩裂，处小朝廷尚求和。钱塘不至三日潮，仙霞岭上烽烟散。抛戈解甲谁适谋，南人试颈北人铁。青答白骨没野蒿，槛猿笼鸟何所逃？”不难看出，《水济后传喻故事寓意着作者所认识的明亡的教训。这与他和顾炎武、归庄等组织“惊隐诗社”，进行反清复明的活动是一致的。正是在清廷严酷镇压之下，作者才退而“读书晦藏，以卖卜自给”，埋名匿影，以至“同居桑粹之地，尚不能一接其音容言笑”（范楷《得溪纪事诗》）。作者晚年正是借小说、诗文来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和崇高的民族气节的。

在艺术上，本书虽为续书，但也有自己的特点。情节安排上，一方面在《水济传》的基础上敷衍；但另一方面大部份情节又完全出于作者独有的构思。人物塑造上，既照顾了这些人物在《水滁传》中的性格特征，又加以发展，写出他们在现实斗争中的成长，从而使形象更丰满。例如李俊由一位梁山水军首领成长为一个机智勇敢具有政治头脑的义军领袖。又如阮小七说：“当日不受招安，弟兄们同心合胆，打破东京，杀尽了那些蔽贤嫉能这般奸贼，与天下百姓伸冤，岂不畅快。”这充分表明他在梁山失败之后认识上的提高。他的性格较《水滁传》中更坚强、果敢，更懂得斗争策略。
当然，由于作者世界观和时代的局限，书中也有浓厚的封建意识。

长篇小说还有两本，一是晚清俞榔改撰的《七侠五义》，俞抛（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湖州德清县人。道光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为清代著名学者，曾在杭州沽经精舍讲学，除对古汉语文字学、语法修辞颇有造诣外，诗词、小说、戏曲皆有著作。在其《春在堂全书》（共250卷）中，有笔记小说多种。

《七侠五义》系根据《三侠五义》修订改撰的。《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最早为说唱艺人石玉昆说唱《龙图公案｝），并有笔录本《龙图耳录》，后为人改编而成，系120回本。再经俞抛修订，并重写第～回。因原书所写不止“三侠”，把小侠艾虎、黑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也列人其中，加上南侠、北侠及双侠、合计七侠，故改书名。书的内容写包拯审案及七侠五义的活动。情节曲折，语言流畅。该书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与残暴，歌颂了“包公”的公正元私。自然也存在一些封建迷信恩想。

另一部长篇小说《芙蓉外史》。据邵任同志编撰的《湖州市文化艺术志·文学篇·小说》介绍，该书署名“否溪八咏楼主撰”，作者真名及生平不详，40回本，“《宇林沪报》铅字本，刊年不详”。其石印本30回本系“1885年上海文海书局”所出。书有无名氏序，谓此书“假前倭寇内犯事为端，援古证今，标新颂异”，并将此书与《绿野仙踪》、《四世缘》等相比。书中有芙蓉公主跳台自杀、墓上产罂粟花毒害黑国人民以致黑国衰弱不堪的情节。此书可能系鸦片战争后之作，但是否晚清抑或民初不能肯定。

短篇小说，就文言说，清初至乾嘉时期（1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成就最高：一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一是纪购的笔记体小说《阅微草堂笔记》。两书之后，模仿者众。很多“笔记小说”，实质是笔记的性质超过了小说的性质，基本上已不再列入文学小说的范围了。就小说的艺术性、恩想性而言，湖州清代短篇小说，可以黄周星的挪陆灵崔莹合传》为代表。

黄周星（1611—1681），本是江苏上元（今江宁县）人，《清诗纪事）｝谓原籍湖南湘谭，《琐录》

谓广东人，皆不确。他因幼年为湘潭周氏所育，故称湘潭人。他字景虞，号九烟，别号圃庵。明崇侦十三年进士，宫户部主事。明亡后不仕，隐居吴兴南洱镇马家巷，改名黄人，字略似。在“乾坤何处是吾乡，夜半商歌泪数行”（黄周星《前身集》）的满怀爱国悲愤情怀中，效屈原《怀沙》，自为墓志，于康熙十九年（1681年），自赴水死。墓在镇东。他诗文书画篆刻皆工，郁九烟先生遗集》、《夏为堂集》，除诗文小说外还有剧本《人天乐》、《借花报）｝等。

他热爱湖州山水，写有歌咏湖州山水的诗篇多首，如《丙午六月游湖州诸山水歌》、《题曹溪名胜八首》（《爱山对月》、《道场遗胜》、《白雀观图》、《洼槽载酒》、《园证谈禅》、《韵海敲诗》等等）。湖州文人慕其高风亮节，“南污诗派”的董樵描绘其形象是“浩浩酉风吹布袍，酒酣音吐撼秋涛。睁雌瘦骨悲凉句，来往江湖老谢翔”以阅黄九烟先生（圃庵诗集）》，见董樵《蔗园诗集》）。

樵弟董来赞其交往，有《圃庵先生过访》（见《稼庵诗存》）一诗：“傲骨凌赠老未平，青山到处识题名。岳游记里云霞丽，雅集图中杖履清。石拜断崖差可语，茶烹兽水试为评。雄谈惊醒蕉窗梦，缓岭秋空鹤背竺。

懈张灵崔莹合传》的情节梗概如下：明朝正德年间苏州秀才张灵，姿容才情举世元双，性格风流，放纵不羁，鄙弃仕途，绝意于科举，与唐寅为忘年交。家虽贫困，年长未娶，但所求的却是崔鸯鸳那样的佳人。每日只是纵酒做诗。一天，唐寅、祝枝山在虎丘宴饮，张灵假装一狂乞，手握《刘伶传》于虎丘到处乞酒，唐寅遂画一幅《张灵行乞图入适逢南昌贡生崔文博携其女崔莹护送灵枢告老归乡，得知狂乞系才子，便要得此画。崔莹才情容貌都冠绝一代，张、崔一见钟情。

南昌宁王袁浚请唐寅去画《十美图》以献皇上，张灵托唐便中打听虎丘所见佳人。但崔莹为奸人所害，被选为十美中头名，打算进宫后自杀，遂于所藏《行乞图》上题绝命情诗一首，要父转呈张郎。唐寅得知此事后，亦元力挽回，只得携带临摹的崔莹图像一张，并要回《行乞图》，返回苏州见张灵。张灵本由相恩而狂，卧床不起，见临摹的崔莹图像即叩头跪拜，读《行乞图》的题诗后吐血不止，自书纸条：“风流放诞之人，为情而死。”崔莹送京后，由于袁浚反叛失败，遂被放回。莹返江西，其父已死，遂来苏州找张灵。唐寅带张诗稿及《行乞图》与崔同去张墓地，崔在墓前殉情自缢。唐将二人合葬。第二年春，唐来扫墓，梦中见张、崔前来拜见。
整篇小说，还有首尾两段非情节的作者述评。首段说明写作这篇小说的缘由。作者是从六如居士全集》、《十美图编》中知道张、崔事迹，认为这个才子佳人爱情悲剧应使留传，因而为他们“补传”的。末段是作者阐明自己对爱情悲剧性质的看法。他认为悲剧性结局比喜剧性大团圆结局更有意义。他说：“张灵因情而死，崔莹因情而殉难”，“这样的志向”，“可与日月争光”。如崔、张两人最终结合，“白头偕老，夫唱妇随，有出息的子孙满门”，那不过是“平庸之辈的厚福，它对真正的才子佳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篇小说塑造了张、崔两个形象。张的任性而为、狂放不羁，是一种叛逆心态的表现。有才情、得县学头名而绝意科举，被革除功名却反而高兴，这是对仕途，对功名富贵的否定，是对封建阶级所宣扬的人生理想的叛逆；装乞狂饮，标榜刘伶，不畏人讥，是对封建世俗的否定，是对封建社会现实的不满；千古佳人独推穹营，为情而死，“慷慨从容”，是对封建礼法的叛逆，是对爱惰高于生命、胜于死亡的肯定。这种对封建理想、礼法的叛逆，闪烁着时代的折光——个性解放的檬陇觉醒、自由幸福的执著追求。这是不同于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刘兰芝与焦仲卿等明代以前的那些叛逆者形象的恩想体系的。它是逐渐兴起的一种市民意识，是手工工场出现、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从而市民阶层逐渐壮大的时代产物。以湖州来说，明嘉靖后，随着工商业的发达，市镇蓬勃兴起，湖州文学家茅坤说：“至于市镇，如我湖归安之双林、菱湖、硅市，乌程之乌镇、南洱，所环人烟，小者数千家，大者万家”（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倦二）。由此可见，这个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时代特点的，虽然塑造这个形象的作家自己，并不一定就清楚地自觉地认识到这点。

具有个性解放的叛逆者形象，前有杜丽娘，后有贾宝玉、林黛玉，在中国小说史上，张、崔的形象不是孤立的、独特的。从明代中叶至鸦片战争前，从李蛰到顾（炎武）、黄（宗蠢）、王（夫之）、颜（元），这些反映工商业发展、反映市民阶层要求的进步哲学家的恩想不可能不在从汤显祖到曹雪芹等进步作家的创作中得到回响。据此，张灵的形象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的，而这篇作’品在明清，有人甚至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有它一定地位的。

这篇作品中关于爱情悲剧结局的观点也是具有独见性的。一般的才子佳人小说多以大团圆结局。那是追求家庭生活的幸福。作者认为爱情是一种精神境界，高于那种平庸人的“厚福”。的确，那些大团圆的结局，正是恩格斯所说的不过是“被叫做家庭幸福的极端枯燥元聊的夫妇同居罢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说过：莎士比亚在使罗蜜欧与朱丽叶死掉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样一来，他们作为爱情的英雄，爱情的礼赞，将永远留在读者的记忆之中；如果让他们活着，他们就会扮演一对快乐夫妇的角色，坐在一起打呵欠，有时甚至发生阻龋，根本毫元诗意可言。”

这篇爱情悲剧不仅与才子佳人大团圆结局作品不同，就是和刘兰芝与焦仲卿、李隆基与杨玉环、张生与崔茸鸳、董永与七仙女等爱情悲剧也有别。作品把张、崔悲剧产生的原因归之于明王朝最高统治集团的直接迫害，并揭露了明王朝的腐败，从而使作品具有更深的社会意义。千古颂歌爱情者多矣，但写闺怨、恩妇、弃妇、幽会、私奔者多，写夫妇之爱者多，而写男性主动追求女方，平等互爱，并如作品所言“不是有一词半缕之誓言……只是因才情和容颜相互爱慕的缘故”就为情百从容去死。如本篇所写者，少矣。之所以如此用阳有其社会原因。

自然，受时代的限制，作为封建阶级知识分子，他的思想体系及爱惰观仍未脱离封建文人的范畴，作品结尾中梦境的出现就冲淡了悲剧性。作者的思想感情，可用毛泽东评《聊斋》所言，“是封建主义的温情主义”（见1994年11月12日《文艺报》孙琴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