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为什么称为运河之都

答案1

　　享有“运河之都”称号的有山东济宁、江苏淮安两个城市。

　　历史上沿运河的较大城镇有通县、天津、德州、临清、东昌、张秋、济宁、徐州、淮安、扬州、苏州、杭州等10余个。这些较大城镇及其官吏在运河的开凿、漕运和管理等方面均起到重要作用。但是，这些城镇的地位和作用也决不是平行和平等的。除了有路、州、府、县之分外，就运河的开凿、漕运和管理而言，必定存在着一定的统属和主从关系。

　　随着运河文化研究活动的深入开展，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在上述沿运各城镇中，有没有一个对其他城镇存在着统属关系的都市呢？换句话说，如果把由北京至杭州的沿河地带看作一个多边行政区域的话，在这个多边行政区域里有没有一个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并且可直接称为运河之都。那么，运河之都今何在？

　　对济宁河段的重点整治，是在元明清三朝的重视下进行的。正是由于济宁河段所具有特殊性和重要性，元明清三朝都把治运最高机构设在济宁，在重点整治济宁河段的同时，负责对运河全线进行整治和督理。据考，元代在济宁初设开浚大臣，后设都水监、行都水督和总治河防使，其官阶最高为正一品。明代在济宁设总理河道、总督河道、经理河漕、总漕兼河道、巡抚兼河道等，简称总河，均由朝廷钦命署理，为运河最高行政管理机构，是朝廷六大部外增设的一个部院级的朝廷直属机构，秩正二品，但不乏正一品、从一品大员充任。清朝派驻济宁的司运机构多袭明治，设总河部院，钦命署理，秩正二品。据雍正《清会典》载：“顺治初，仅设河道总督一人，又称总河，综理黄河、运河两河事务，驻济宁州。”直到雍正七年（1729年），分河道为三：南河总督驻清江浦；河南、山东河道总督驻济宁州，称东河；直隶河道总督驻天津，称北河。其建制一直延续到清光绪罢河停运。据考，自顺治元年至光绪二十八年的258年间，朝廷钦命河道总督119任，共有101人充任，其中正一品大员近半。其间，总河除移驻清江浦27年（共4人充任5任）外，其余年份均驻节济宁。 河道总督衙门是运河、黄河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同时，他又拥有或掌管着自己的军队，并主要依靠军队来实现其总督职能。因此说，河道总督衙门是一个军政合一的机构。据《元史》载，运河贯通后，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二月，“增济州漕舟三千艘，役夫二千人。”当时，经漕运京都的粮米约百万担，其中通过济宁所运漕粮达30万担。为管理漕运，朝廷在济宁城南的鲁桥设立了都漕运司使。至正十年（1350年）设济宁兵马司，驻扎辅漕兵士1．2万人。至正十六年，置济宁枢密分院。明代驻济宁的司运军事机构为总理河道军门署，下设道、卫，负责节制南北直隶和河南、山东各道。济宁驻军最多时达1．3万人。除固定的道、卫、署、衙外，还有其他的军司。永乐十八年（1420年），行军司马樊敬受命提兵10万镇守济宁。正德之后，朝廷每年均遣尚书、都御史等大员兼理运河军事。隆庆四年（1570年），朝廷为总河加提督军事职衔。一时间，济宁成了朝廷不可一日疏忽的军事要地。清代，朝廷为河道总督加兵部侍郎、右都御史衔，秩正二品。顺治初年，总河杨方兴奏请设河标中军副将署，作为河道总督衙门的直属机构，也是运河全线的最高司运军职衙门，驻节济宁州。河标中军副将署为总河副职、河标兵丁主帅，从二品，其职责为总理运河营防，催调粮草，护卫漕船，沿河治安等。河标中军副将署下辖驻守沿运河各城镇的河标营和卫。
　　由于朝廷把治运司运的最高行政机关和最高军事机关设在济宁，其下属的各级各类机构自然很多，总督河道衙门仅在济宁设置的机构就有运河道署、运河同知署、泉河通判署、管河通判署、钜金嘉管河主簿署等；河标中军副将署在济宁设置的军事机构有运河兵备道署、运河标营署、守备署、卫署等；此外，还有朝廷派驻的巡漕使院、抚按察院、布政司行台、按察司行台、治水行台等机构。再加上省道府州县的行政机构或由其派驻的机构，元明清三代驻济宁的各级各类治运司运以及行政监察机构比比皆是，不可胜记。因而，济宁故有“七十二衙门”之说，这是除北京、天津之外的沿运各城市所无法比拟的。
　　我们不妨从有限的资料中，再看一下河道总督衙门权力究竟有多大。总督河道衙门为朝廷在六大部外特设的一个部院级的专门治运司运机构，其充任者多为一品或从一品大员，如明代的宋礼就是由工部尚书直接来充任总河的。由此即可看出河道总督衙门所处的地位及其重要性。河道总督衙门坐落在济宁州衙东，占地5公顷，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米，设有大堂、二堂、三堂，有书院、射圃、演武厅等，其规模宏大，布局严谨，气派威严。那么，总督河道衙门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呢？史载，嘉靖二年（1523年），“遣都御史提督河道，山东、河南、南北直隶巡抚皆受节制。”又载，明代驻济宁的两个兵备道下设布政司、按察司，各设官一员，敕行事代管河道，所属府州县官皆受其节制。由此不难看出，不仅省里的巡抚大人要在总河的节制之下，沿河各州府县也要在总河下属的兵备道的节制之下。由此，足见河道总督衙门的权力之甚大，超乎常人所想象。故而，沿运省份的巡抚大人无不对总河崇尚有加，上任须来济宁拜谒总河，谢任须来济宁向总河辞别，至于各州府县官衙无不仿效行事，不敢怠慢。另外，在济宁市博物馆现今仍保存着一门清代的铁炮，炮筒上赫然铸有“河道总督署造”，这门铁炮也是总河权力之甚的有力证据。
　　由上述可以看出，元明清三朝治运司运的最高行政机关和最高军事机关设在济宁，是济宁作为运河之都的最好标志。济宁虽然在行政区划上同其他城市没有统属或主从关系，但是，运河之水把济宁同南北众多的城镇连接了起来，是运河总督衙门的驻节，才使得济宁同沿运城镇有了统属或主从关系，沿运各地无不听命于来自济宁的指令，无不受制于驻在济宁的河道总督衙门，使济宁的地位凸显，成为京杭运河这块狭长地带的大都会。
　　全河一统，众星拱月，济宁日益彰显出运河之都照人的风采。
　　济宁原为不起眼的济州，治于巨野。1150年巨野水灾，遂移济州于现址。元灭金后，巨野水患频繁，世祖八年（1271年）升济州为府治，因济水南会泗、北会汶，州居其中而获济水之宁，故名“济宁府”。此时的济宁，虽为府治，但名声平平，一般城镇而已。
　　元代至元年间，途经济宁的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为济宁的崛起带来生机，平平济宁由此而逐步走上繁荣昌盛之路。
　　首先，济宁因河兴商。济宁“居运道之中”，不仅成为“水陆交汇，南北冲要之区”和“控引江淮咽喉”地带，同时又成为漕河管理中心和鲁西南政治、经济中心，出现了“官舸商舶鳞集，麻拥于济城之下”的兴旺景象。曾有诗人描述道“日中市贸群物聚，红氍碧碗堆如山。商人嗜利暮不散，酒楼歌馆相喧阗。”到明代中叶，济宁就已发展成一个“车马临四达之衢，商贾集五都之市”的繁荣商业城市。此时，城区定居之民已不下数万家，“商贾之踵接而辐辏者亦不下数万家”。经明至清，济宁商业已臻鼎盛。州城内外，通衢要道，运河、越河两岸行栈店铺林立，各地商贾云集，百业兴盛，市场繁荣，年营业额高达白银亿元以上，市场辐射达周围地区近百县，成为明清时期全国著名的33座工商业大城市之一。
　　次之，济宁因商兴市。商贸业的空前繁荣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使人口与消费俱增，进而促进了城市的发展。明代以前，济宁地区的人口并不多，晋代的任城国，只有1700户；北魏的任城郡，只有8050户、21789人；元代的济宁路也只有10545户、89818人。明末，济宁城区人口已达10万人。在历经明清战乱和重大自然灾害之后，清代在工商业恢复发展和繁荣的基础上，城区人口又逐渐达到10多万人，远远超过明代规模。因此，济宁城区不断扩大。明末清初，城区街巷98条，其中，城内45条，城外53条。清道光年间，街巷增加到290条，其中城内达到107条，城外达到183条，城区街巷增长近两倍。鉴此，济宁之治也在不断地升格。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济宁由府升为路（元代没有省的实际建制，所说的中书省为虚称，路为基本行政建制，由朝廷直辖。），辖三州十六县；明洪武元年（1368年），“改济宁路为府”，十八年，“置济宁州领三县”；清代沿用明治，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济宁由府辖州升为省辖直隶州。
　　第三，济宁因市而荣。由于商贸业的繁荣和城市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手工业生产和农业商品化生产的发展，使广大城乡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当时，蓬勃兴起的手工业近20个行业。
　　济宁的繁荣和兴盛，还可以用以下几组数字来佐证。据《元史·食货志》载，元文宗（1328—1329年）时，在中书省（辖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和河南的黄河以北地区，称为“腹里”。）21路和7个直属州中，上缴国库商税额超过l万锭银子的只有晋宁路、嘉定路、济南路、济宁路等7路，其中济宁路的商税额为12403锭4两l钱，居第4位。《明史·食货志·商税》载：由于国库亏空，朝廷下令“于京省商贾凑集地，市镇店肆，门摊税课，增田凡五倍。”这种商贾凑集的大城市共33个。另据《大明会典·钞法》载：“（宣德）四年，令顺天（北京）、应天（南京）、苏州、松江、镇江、淮安、常州、扬州……山东济南、济宁、德州、临清……共三十三府州县，市镇店肆门摊税加五倍，候钞法通行止”。由此，足见济宁商贸业的发达繁荣程度及其在全国城市中的位次。
　　另据有关资料记载，济宁在明清时期曾是运河全线的7个对外商埠和重要码头之一。
　　济宁，正是在运河之水的润育下，在凸显的政治地位的作用和影响下，人口激增，城市崛起，工商业兴盛繁荣，创造了历史的辉煌，以莫辩的事实展现着运河之都的风采。